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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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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考研备考的同学或者社工专业的同学应该很熟悉,在王思斌老师主编的《社会工作导论》中讲社会工作价值时,讲了三类:卢卡斯、比斯台克和美国社工联合会。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giving and taking help 》便是卢卡斯论述社会工作价值(人文主义-实证主义-乌托邦价值观)的“本书”。这本书也涉及关于助人者的论述,结合我们本周正在阅读的文献,我在这里也会做个“预告”,谈谈社会工作者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你还不加群来看文献,还在等什么……<img id="aimg_E8Gg1"  class="zoom" width="600" height="797" file="https://pic4.zhimg.com/v2-88aaa542eef7c432ee3514343e0de678_b.jpg"   style="cursor:pointer" border="0" alt="" />制定备考计划、社工文献分析、知识点答疑,天天帮你涨姿势~一、作者简介艾伦·凯斯-卢卡斯(1910-1995),早年被称为艾伦·卢卡斯,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他拥有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的英语硕士学位,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社会管理硕士学位,以及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也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教授,主要从事家庭托儿所方面的工作。
二、本书主要内容本书可以分为四部分:其中,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帮助”的内涵、“受助”的风险以及予受双方都要为改变做出努力;第四章至第五章为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助人过程中的要素;第六章至第八章为第三部分,作者为实际助人活动给出的相关建议;第九章和第十章为第四部分,作者反思了价值观与助人活动的相互关系。作者在第一章澄清了“帮助”的含义。帮助者以某种方式提供某物帮助那些最有可能使用它们的个人或团体,但是帮助者不能决定或预测受助者会如何使用这种帮助。(p1)不适当的帮助是错误的帮助,因此,如何给予帮助是很值得思考的事情。“帮助实际上发生在帮助者和受助者的关系之中,帮助者在这段关系中带来或带走的东西将会影响到受助者使用帮助的方式。”(p4)理解受助者是帮助的最好动机。帮助者应该成为“好的父母”,因为受助者——受助者的“孩子”总会长大,总要学着自己处理问题。在固有的认知中,人们常常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但是作为助人者,一定要警惕这种固有认知。尝试去改变别人的行为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帮助”,它更像“控制”。二者必须被区分开,尽管这经常是不容易的。比如,帮助的过程中有时候涉及到权威,则表明在某些帮助情境下,受助者选择的自由会受到限制。因为受助并非“免费搭车”(a free ride),它包含着一系列条件。一个好的助人者不是热心肠(bleeding heart),而是真的可以帮助人们度过对他们来说是大麻烦的人。(p10)在治疗取向的方法中,规范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助人者会主导这段关系;而与之相对的是协作计划的方法(coplanning),它假定生活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中的人们都是需要帮助的,这样在助人中我们相互都会倾向更谦逊。帮助需要自律和自知,而不是只要知识就行。(p15)总的来说,首先,好的帮助关乎自身。一个帮助者应该准备好处理巨大的悲伤、压力或者是欢乐。其次,好的帮助在更大的层面涉及自决权——它是自由的但绝不是放纵的。作者在第二章澄清了“受助”的一些问题。受助者必须承担可能的风险,这包括自己的生活可能被他人控制、他的自信心受挫以及受助不能达到自己预期的失败等。此外,很有可能受助者的很多需求是没有被识别的。(p20)我们可能遇上受助者抵抗帮助的情形,但实际上海大学多数时候,这种“抵抗”行为的背后表达了受助者希望获得帮助的情形。我们首先要帮助他们把这种“希望”或“想要”得到帮助的愿望变成“将要”得到帮助的意识。但一个人从明白自己需要帮助到寻找到一些人帮助他/她,这中间还有一定距离。因为他需要这个帮助者首先能站在他的角度上去理解他的问题,而不是告诉他,他自己的脆弱。受助者可能只告诉我们部分的故事,也可能高估或低估他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拒绝讨论他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作为一个帮助者,我们如何看到受助者的自我防御机制/自我保护机制。最终,我们应该以受助者希望的形式去帮助他。接受帮助还可能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受助者的价值被改变,我们希望自己时刻记得在参与帮助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将自己的价值观至于受助者身上。这里有四种未被要求的帮助:(1)某人已经被明确定罪。当然,违法者的自决权是被限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2)某人尚处于被调查阶段。帮助者在违法者被确定违法以前,都应该为他提供帮助——这也是帮助者的权威意义所在。(3)某人迫切地需要帮助但又无法说明。这需要帮助者及时进行识别。(4)偶遇到的威胁。帮助应该以“被促成的”方式而不是以“被给予的”方式提供。作者在第三章提出,尽管帮助和受助都是不容易的,但我们都应该选择去做一些事情改变当下的处境。首先,我们需要正视矛盾情绪——按字面意思理解,即所有的人类情绪都是欢乐与痛苦、积极与消极、患得患失的混合物。“因此,出于矛盾心理,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的方式,可以说,一种帮助关系的全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这样做的机会。就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四种反应而言,这个过程涉及到从一种没有选择的状态(逃避现实或被问题压倒)过渡到一种选择状态(接受并利用一种情况或与之抗争)。”(p36)其次,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选择”(choice)的本质。很多助人者都误以为帮助他人是不切实际且无从区分是非的。其实“许可”(permissiveness)只是帮助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助人者的经历受限于时间时,但是作为问题的一个小部分,这种类型的“帮助”对于助人过程毫无裨益。我们通常在两个层面上使用“选择”:一种是可供替代的选择——在社会工作中我们称之为“案主自觉”(client self-determination);另一种则是在做出选择后所具有的行动愉悦(a willingness to act)。我们有必要认识二者间的关系:首先,可替代的选择意味着道德或情感上的中立,而选择的主动性和愉悦则必须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中做出,而不是在不真实的世界中的虚假的自由选择,抑或是做出的选择不会发生实际结果。在本文中,我们使用“接受和使用”(accept and use)来表达积极层面的选择的主动性和愉悦(active and willing choice in its positive aspect),即它的第一个特征是积极的;第二个特征则是这儿真的有一个选择(there must really be a choice)。这里当然有一个难处:我们如此希望人们做出我们认为可能的选择,而我们却不敢冒险让他们做出在我们看来是消极的选择。此外,知道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对的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往往忘记这个事实。第三个特征是可重复性(repetitive nature)。这儿总会有需要作决定的场景,在某些场景中很可能出现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改变由此发生。总之,我们不是要为某人作决定——我们也不能这样做。但我们的工作便是为他/她提供一个选择是可能的媒介、场景和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他/她能克服恐惧、收获勇气去将他/她的承诺变成行动。作者在第四章指出,一段成功的助人关系必然包含着一些关键特征:(1)关系的相互性。给予和接受帮助都是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彼此的自知、自律以及了解一些帮助的原则。(2)关系不一定是愉快的,也不一定是目的本身。企图维持愉悦的关系已经被证明是无效帮助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社会工作者将重点放在维持良好关系而非倾听服务对象的问题,那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3)关系既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知识。帮助的过程是和服务对象一起工作的方法,甚至是充分被他们利用去为他们自己发现一些东西。社会工作者不应该害怕深入进入受助者的问题中(don’t afraid of being drawn too deeply into the helped person’s problem)。(4)帮助必须具有促进选择和行动的功用。助人者必须确保给予的帮助是真的帮助而非不适当的。(5)是帮助而非控制。这种区分虽然困难但是很有必要,社会工作者有时候需要帮助受助者去改变自己所代表的规则,目的便是为了增进受助者的福祉。(6)帮助发生在此时此地。助人者要对此时此地有清楚的意识,因为除了受助者说的话,什么时候说、为什么说也很重要。(7)帮助的情景和限制。只有在助人的关系中才能有帮助的行为。(8)助人关系的个别性。在助人过程中要坚持相似性和独特性统一的原则。对于不同的受助者应秉持相同的价值观,但应根据其独特性采用不同的帮助方法。(9)选择的真实性。这意味着不管是消极情绪还是积极情绪都应该被关注到。助人者允许助人者表达所有的情绪。(10)非评判原则。非评判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受助者的错误,助人者应将受助者本人和他/她做的事分开。作者在第五章指出,真实、共情和支持作为帮助的三大要素能够提供真正好的帮助。真实(reality)指的是助人者应该让受助者了解自己的真实境况并和他/她讨论他们的感受——这些感受可能被压抑或隐藏已久,如果没有被表达,可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正视问题的存在,忽略它、不把它当回事儿、给予错误的安慰或避免让他们看到真实情况都是错误的做法。共情(empathy)指的是一种能够了解、想象另一个人的感受且不会陷入这种感受、不失掉自己见解的能力。(p81)作者设定了一个具体的场景帮助我们辨析同理心、同情心(sympathy)和怜悯(pity)的区别:只有共情可以引导受助者作出改变。同理心并非天生的,它可以被训练并习得。支持(support)包含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支持是无条件的,即使我们知道有时候的帮助无济于事。但支持并不意味着宽宥,我们似乎需要加强社会制裁,将自己与那些冒犯我们的人划清界限,而不是将这些人视为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p89)对这样支持有两种反思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将这种支持视为不切实际的帮助(unrealistic help),它将帮助者置于一种“义务提供帮助”的境地;另一种则是但我们不愿意帮助而不是惩罚罪犯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恐惧——我们害怕自己太冒险了。总之,真实、同理心和支持是帮助因素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互为一体,缺一不可。虽然它们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助人的方法,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些如何直击问题的启发,给我们审视自己助人行为提供了一个渠道:(1)我有能力和受助者一起面对真实吗?或者我只是掩盖了真相或者给他虚假安慰?(2)我有能力感受和表达真正的共情吗?或者同理心缺乏或事被限制?(3)我提供了真正的支持了吗?或者只是提供了有条件的支持?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作者给助人者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议:首先,助人者需要记住以下原则:(1)帮助不是针对所有人;(2)不必全然的无私,我们有权利从帮助的过程中获得快乐;(3)不要畏惧某人的自知(某些害怕是不必要的);(4)不需要完美的调节他人。其次,助人者需要具备以下品质:(1)自律的自发性;(2)得到专业训练;(3)勇敢的;(4)谦逊的;(5)关怀的;最后,在实践中,助人者有必要记住以下建议:(1)从需求开始;(2)回应感觉而不是文字内容;(3)识别可能的感觉,甚至在它们被表达之前;(4)对生气或防御的人保持耐心;(5)倾听而不是解释或给予指导;(6)恪守作为帮助者的角色避免僭越;(7)尽快弄清楚服务的情境和每个人都关心的角色和权威;(8)如果可能的话,设置时间限制;(9)帮助受助者表达他/她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和他/她一起寻找他/她拥有的优势;(10)不要去反对你不打算改变的事实;(11)允许你帮助的这个人去达致他/她想要的失败;(12)只要你看见受助者的问题就请明确地指出来;(13)从问题出发;(14)在一个决定被作出的时候结束会谈;(15)为下一次工作留一些事情;(16)通过行动测试决定;(17)提供建议,为修正留出空间;(18)在重要的决定作出时,可以使用隐喻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19)从单独接触受助者开始;(20)在相同点的基础上介绍不同;(21)克制地使用“为什么”;(22)用庆祝而不是表扬;(23)了解几种心理常见疾病的显著症状并做好应急措施;(24)在长期习惯形成的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25)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悲痛中时,告诉他/她解决之道也在其中;(26)当一件事被快速完成时,首先是减轻压力。这些为成功准备的建议是积极性的,因为责备性的话语于事无补。作者在第八章指出,我们的帮助可能发生在在各种情况之中,因此,首先,我们应当理解我们为何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作者指出了四个缘由:(1)和他人分享;(2)控制他人;(3)与他人竞争;(4)帮助他人。理解此则有助于澄清我们的帮助不是一种道德等级制度。我们应当像一位指导者一样去帮助他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要面对帮助也具有“目标替代”效应——帮助的结果和帮助的初衷相去甚远。有时帮助是在论证甚至争吵中发生的,有时发生在商业世界,有时在家庭、小组或社区的情境中。无论情境多么不同,毋庸置疑的是,这个帮助的过程一定会起作用的!在第九章,作者介绍了三种现行的价值系统,它们有不同的视角:1.资本主义-清教徒价值观。它的基本假设如下:(1)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2)人性本恶但可以通过意志克服;(3)人生活在世上的目的便是向上帝证明自己的价值以成为“上帝的选民”;(4)社会的首要目的是维持秩序,使这种获得成为可能;(5)不成功的人不值得帮助;(6)最初的激励来自于经济和物质奖赏或惩罚。2.人文主义-实证主义-乌托邦价值观。它的基本假设如下:(1)社会的首要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物质和情感需求;(2)如果需求被满足,人们就会达致一个完美的状态,社会问题也会被解决;(3)造成他们无法达到完美状态的是外部环境;(4)这些外部环境是可以被专业人士和专业知识所掌控的:(5)人类和世界最终会达致完美的状态。3.犹太-基督教传统(有神论传统)。它的基本假设如下:(1)人类作为被创造物,问题之一就在于他们不能自主却想要追求自主;(2)人类是不可靠的,但有时他们也能表现出勇气和无私;(3)对于造物者来说,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4)人类的首要优点在于他们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和造物者的关系;(5)政府和社会的目的在于确保每个人的公正和机会;(6)爱会战胜一切。三种价值取向各有不足。资本主义-清教徒价值观不利于关系的建立,人文主义-实证主义-乌托邦价值观的假设太过理想化,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的宗教意识过于强烈。最后,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宗教对于帮助是重要的吗?然后通过澄清帮助者怀疑基督徒的缘由,总结基督徒固有的慈悲、公正和善良的品格,展现帮助过程和基督徒信念的关系、基督徒对帮助理论的促进等方面来说明宗教之于帮助是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助人者具有如下品质:(1)慈悲为怀;(2)坚定;(3)热爱胜利;(4)关注转折点;(5)有点强硬;(6)真正的谦逊。作者最后指出,帮助的信念和帮助的行动是相互的不能分离的,这其实是再一次宗教信念之于帮助的重要性。
三、本书简评及个人反思总的来说,《给予与接受帮助》这本书探讨了在社会工作中的帮助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给予与接受帮助。诚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的:
我们或许理解帮助和控制间的不同,我们或许认识到选择和责任的角色以及帮助不是阻止选择或者为选择的结果提供庇护。或许我们被冠之以勇气、谦逊和关心。以上,我们能够去建构真实、同情和支持。
现实(我们所面对的)、共情(充满爱的想象的行为)和支持(如果你需要我,我在这里帮助你,如果你能利用我) 这三个基本维度可以来描述所有好的帮助。在笔者看来,本书涉及到了对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解、社会工作服务的提供、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价值观等内容,笔者的反思也将结合中国社会工作的实际,从这几个方面展开。(一)对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解和反思卢卡斯在本书中虽然并未太多提及“社会工作”的字眼,但这种以助人要素(现实、共情和支持)为切入点的方式却是社会工作实务中的“通用规则”。若是社会工作者秉持这三大要素,那么专业服务的过程在理论上也该是有效的。但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的因果关系。究其原因,跟我们现行的循证实践模式的社会工作大有关系。该模式秉持的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是不平衡的助人-受助关系”。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权威为本的模式、循证实践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三个阶段。(侯利文,2018)在新公共管理主义大行其道下,中国当下的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在努力地靠近“循证实践模式”,力图表现出自己的专业性,以应对来自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问责。但在建构主义看来,不管是社会工作团体寻求专业性的努力,还是统治者的管理控制,都是一套关于服务效果和资源效率的论述,是为相互攻讦对方的弊端、试图建立自己的霸权和利益而展开的。“解构主义者认为,我们不要什么专业、也不要什么管理,而是要一种能增加人们的开放和自然化的状态,在日常生活里靠地方性的常识知识来应对问题和互助服务。”(郭伟和,2005)这种对专业知识的“驱魅”,不仅体现了“每个人都是有能力且平等”的价值观和权力观,也可以帮助打破我们“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是非平衡的助人-受助关系”的固有认知,双方的主体性都得到生发。如果要实现卢卡斯所言的理想的帮助,笔者以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取向或许应该朝着更“个体权力观”的方向发展。此外,笔者认同建构性社会工作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建构主义也具有建设性。面对“后现代主义只破不立”的质疑,巩见刚(2014)指出,后现代主义消解了实证主义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新的研究体系。在社会工作领域,史柏年(2011)通过社会建构理论论证了社会工作者、服务受助者的能动性。熊跃根(2016)提出,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未根本动摇现代性奠定的社会工作 “真理与方法” 的知识本体论与方法论基础,因为“后现代性”只是 “现代性”的一种新的流体状态。 侯利文(2018)试图通过实践的智慧来建构一种理论与实践、研究者与实践者、工作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与建构关系。实践智慧以及参与式行动研究对于社会工作,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转向,也是一种知识论、本体论以及价值论意义上的调整与转变。建构性社会工作具有于点滴处消弭宏大叙事和统一标准、真正关照每个个体主体性的力量,因此,我们要有理论的定力,不做无意义的“调和”,从在地化实践中摸索出适合特定情境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方法,在服务中研究,在研究中服务。(二)对社会工作者角色的理解和反思在《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中主要有四处集中讨论社会工作者角色的语段:
……社会工作中的谱系学方法要求我们追溯行为和认知的特殊方式,阐述现行的假设是如何形成,并随时间迁移而改变的,同时识别我们职业中那些扮演拐点的事件和环境。(p73)
(特仁顿)社会工作者中日益增长着一种不安,他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在潜在地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贡献——维持既定秩序。他们有一种内在张力。我发现研究这个内在张力显现的方式时非常有趣的。我们不是处理孤立的案例,而是处理一个广泛散播的事实。我们应该问社会工作学院的学生,做这样一个调查研究会很有趣,他们如何问他们自己这个问题。(p108)
……社会工作者暗示着一种基本的特征:潜在的深度,根本的善心,本真的、未异化的状态。(p125)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程序和机制改变了专家的角色,他们也在一定距离上被管理着。如果未能照指定的步骤确保调查了所有的风险并为其承担责任,他们就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和组织的惩罚。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责任在减少儿童、家庭及组织的风险并使伤害最小化方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他们若未能履职,也将面临处罚的威胁。(p137)
在这些段落中,作者一方面表达了社会工作者做了客观的“社会控制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发现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反思和张力。笔者认为,正是社会工作专业具有反思性这种特征,才使得社会工作服务真正具备使人改变的力量。但在项目制下,一切事项都似乎要打着“专业”的旗号才能进行。社会工作和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运用专业手法,开展专业评估,在结果主义和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影响下,这些都可能会损害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让他们对服务对象的感受不再灵敏,甚至变得官僚主义,一切都是“照章办事”,最后成为“专业造就的无能”。 但是,笔者思考,中国的社会工作者一定要和西方的工作者一样吗?社会工作很多文章在讨论社会工作的“协同”作用,社会工作在我们这里是被改造的,是作为政府为居民购买的服务而出现的,政府希望我们解决问题,减少官僚队伍和群众的矛盾,让群众更好地服从政府。“维持秩序”就是中国社会工作的重要目标,如果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就这样认为,这是否就是不合理吗?社会工作就没有合法性和发展前景了吗?社工会因此对社会工作的前景彻底失望吗?答案当然不是!一位绿耕社会工作的一线社工在北京市集分享他们的从化农村项目时说道:“村里人不知道什么是社工,只知道我们是大学生,觉得稀奇,也认定我们在村子里干不出什么名堂……”但是十年下来,机构驻点的村子里真的一点一滴在发生变化。社工通过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村民从心眼里接纳了他们。他们在组织村庄阿姨维护祠堂的过程中想到了开民宿的点子,增加了阿姨们的收入来源;看到返乡青年在村庄无所事事,便鼓励他们成立村庄导赏小组,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对村庄的认同感;妇女们在一起跳广场舞感慨食品的不健康,社工就引导他们开展生态种植、制作传统美食,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环保意识……这是本土化的社会工作者,他们不以专业自居,时时刻刻将自己视作“村民秘书”,陪伴村民,与村民共同前行,这是真正的“以生命影响生命”。更重要的是,社工们在项目设计之初,就将培育“在地工作员”纳为重要目标,十年下来,目前村庄各个组织的成员都能够自行组织活动,村民们的主体性也越来越强。讲起农村社会工作的话题,笔者想起王思斌老师在2017年发表的文章。王老师对于本土社会工作的洞见在本文是开发出一个概念“大农村社会工作”,笔者很敬重老师,但在阅读此文后还是有一些不敢苟同之处——更妥当的说法是“疑惑甚多”。笔者以为,我们在很多时候讨论城市怎样农村怎样的时候,都受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诚然,自古到今,农村总是受着城市的盘剥,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盘剥是非正义的,也是不公平的。认清这一点,就发现王老师似乎有为这近几十年的改革遗患背书之嫌疑。“农村大社会工作”的目的不在于促进人的发展,而是解决现实问题——尤其又是现实的经济问题。那么,这种工作逻辑是否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仔细审视之后,笔者觉得还是要慢慢来。认真做事,开始很难很累,但是要坚持,日拱一卒,不期速成。不要企图用捷径——它是有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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